微视河南：遵义会议话观感《遵义行》之二

5月14日上午9点，酱香时代董事长韩总，开车接我们去遵义会议参观。沿途绿荫夹道，鲜花簇拥。韩总边开车边向我们介绍遵义的有关情况，说起遵义，他如数家珍，从历史沿革，说到风俗人情，使我们受益良多。遵义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们遵道行义，民风淳朴，享有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厚朴之乡，中国名茶之乡等称号。这里终年温凉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曾经获得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多项殊荣。因为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此也被人们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位于老城区的子尹路96号，一下车便看到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金光闪闪的六个大字“遵义会议会址”。因院内整修，大门暂时不开。我们便顺着临时参观通道来到了后街的临时大门。这时才发现等候参观的人群犹如潮水涌动，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有少年儿童，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解放军战士，也有身着红军服装的企事业单位的人员。

随着拥挤的人流，我们走进了气势雄伟的遵义会议陈列馆。该馆是2015年1月15日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建成开放的，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展厅面积80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展览内容包括前言、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结束语共七大部分。

我们走进大厅，迎面而来的便是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20个主要人物的大型塑像。接下来是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文物，一篇篇文字和图表，还有大型景观艺术、雕塑和油画，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遵义会议及其前后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和波澜壮阔的年代，不仅使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而且思想和灵魂也得到了提升和洗礼。

走出陈列馆，我们来到了院内不远处的遵义会议会址。这座坐北向南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原本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二楼复原后的遵义会议室，是原主人的小客厅。

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就在这个只有27平方米的会场上，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曾经围绕着红军长征的何去何从，革命航船谁来掌舵领航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烈争论。通过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指出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新的正确路线。这是我党历史上的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点。

通过这次参观遵义会议的活动，经过认真思考和总结，我的主要收获有以下三点。

一、进一步认识到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过去讲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此总是体会不深。通过这次参观学习，了解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对遵义会议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转向逃跑主义，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笨重的印刷机也要抬着行军。由于行军缓慢，给敌人围追堵截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几乎走向了绝境。凡是看过这段影视的，无不感到痛心。这种一败再败的被动局面在红军官兵中形成了强烈的不满，都期待尽快找到解决被动局面的路径和决策。

这种情绪自然也反映在红军高级领导和将领中间。1934年12月中旬，在随军行至黄平地区时，张闻天向王家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决心。有一天，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桔林内，二人头靠头的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时形式的看法。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事实上在这之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已经为统一大家的思想做了充分的准备。突破乌江之后，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遵义会议赢得了时间，在加之有遵义会址相对安全的环境，所以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既是历史必然，也是众望所归。由于时间紧迫，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二、进一步了解了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出席遵义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首先，博古作了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主报告），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犯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逐一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正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凯丰等许多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随后由政治局正式通过。

《决议》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会议鉴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地认识，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更多的涉及，从而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三、遵义会议的几点启示

第一，实事求是是党的生命线。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历史典范，无论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亦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是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就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反之，就可能大难临头，全军覆没。

第二，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要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今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也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齐心协力，奋力拼搏。

第三，精神的力量大于天。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正因为如此，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它告诉我们：即使面对生存绝境，只要有崇高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什么艰难险阻都能战胜。正如一位老红军所说：当年我们靠什么克敌制胜?靠理想、靠信念，靠的是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高尚情操，一句话，靠的是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弘扬继续这种精神。

第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遵义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辉典范。这是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表明我们党即使在幼年时期，对民主原则的奉行就是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无愧是一个按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是一次真正团结的会议，这种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经过明辨是非后思想认识上的团结统一，我们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民主团结的精神。

第五，要大力弘扬遵义会议务求必胜的精神。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保证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而大家也要出以公心，勇敢地服从真理。列宁说过：“向真理低头不算丢人。”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就胜利;什么时候我们坚持错误，背离真理，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这就是新生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战胜的真谛。

今天，我们站在两个100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重温遵义会议这段光辉历史，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立足本职，发光发热，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河南省工信厅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原一级巡视员郭运敏）

编辑：微视河南融媒中心 杨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