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视河南：郭运敏 师恩深似海 终生难忘怀

常言说的好，“有娘的孩子像个宝，没娘的孩子像棵草。”我就是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人，经历的苦难和辛酸一言难尽。第一个让我感受到母爱温暖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王德贞。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她那慈善的面容仍经常在我的眼前浮现，她对我点点滴滴的恩情深深的铭记在我的心中。

那是195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场厚厚的大雪复盖着大地，午后的阳光照在皑皑白雪上，显得格外耀眼。我赤脚穿着一双单鞋，系上鞋带，和几个小伙伴要到刘那小学报名上学。那时的刘那小学说是一座学校，既没围墙，也没大门，就有一所破旧的教室，和一个升国旗用的旗杆。我到了学校，只见教室门前摆着一张桌子，围了几个学生，后面坐着一位留着短发，皮肤白皙，面带笑容的女老师，她就是三里五村无人不知的王德贞老师。等我到她跟前，她问我，那个村的？我说大郭村的。她问是村东头的还村西头的，我说村东头。对各村了如指掌的她说，不用说你姓郭，什么辈的，我说运字辈的。只听她说，“看你长得挺聪明的，大名就叫郭运敏吧”。在我们那里上学之前是没有大名的，今天我也有了大名，当时心里高兴得象开了花似的，回到村里逢人便说，“我有大名啦，你知道叫啥么？叫郭运敏。”不少大人说这个名字起的好，是王老师给你起的吧。”听了这话我心里更高兴，更自豪，从此这名字就伴随我几十年，从没有再改过。

大郭村离刘那村只有二里多地，但中间隔着一个坡河沟，冬季中午冰雪消融，河沟里常有齐脚深的积水，那时候没有胶鞋什么的，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穿着“木屐子”可以过去，小学生就很难过去。中午放了学，小学生就留在学校里，请年龄大的学生回家给带吃的。那时候几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老师轮着给学生上课，学生们的年龄也相差很大，有七八岁的，有十几岁的，还有二十来岁结过婚的。午后大学生回来给小学生带回午饭，大家都有饭吃，唯独没有我的。我问帮我带饭的一位大哥怎么回事，他说，你大娘说东西都吃光了，没啥带的，让你迁就一顿吧。我听了他的话，两行热泪止不住顺脸淌下，肚里除了饥饿，又多了一种酸楚的嗞味。因为我从三岁就没有母亲，当时和父亲与大爷、大娘家住在一起，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

上课的时间快到了，王老师走进教室，问大家都吃过饭了吗？大家回答说，吃过了。突然那个帮我带饭的同学站起来说，郭运敏还没吃，他家里没有给他带饭。王老师向我走来，看我满脸泪花，心疼地扶摸着我的头说，“走吧，去我家，我家还有剩饭”。学生到老师家里吃饭，当时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且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我真的感到不好意思，王老师便拉着我来到她家厨房，欣开锅盖，锅里放着一碗面条，一股葱花的香味扑鼻而来。王老师端出饭碗，递到我手里，我接过热乎乎的饭碗便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什么味道就记不清了，只知道两个字“好吃”。王老师看我没吃饱，又从篮子里拿出一个包子递给我说，今天中午刚蒸的，还不太凉。我咬了一口，是罗卜粉条馅的。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过年也没吃过这么好的包子。吃完饭，我用感激的目光望着王老师，真想叫她一声妈妈，可是又叫不出来。多少年过去了，也曾吃过不少美味佳肴，但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还是王老师给我吃的那碗面条和那个包子。

大约是上二年级时的一个秋天，我的大姑给我做了一身白底兰道道的新衣服，我高兴得不知道怎样好，同学们看惯了总穿破衣服的我今天穿身好衣服也感到特别新鲜。下课时，有的跟我开玩笑，有的和我嘻闹逗乐，这样推来搡去，我一不小心把屁股坐在了墨合上，好端端的新裤子就染上了一片黑墨。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因为这要回到家里让父亲看见，挨一顿打是不可避免的啦。这时有的同学说，快脱下来洗洗吧，可是当着大伙的面，这是多么难为情的事呀。正在这时王老师来了，她一看这情况就说，“跟我来吧。”又把我领到她离教室不远的家里，找出她孩子的裤子让我穿上，把我换下来的裤子粘墨的地方洗了一遍又一遍，而且打了很多肥皂，当时都叫“洋胰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那东西真神，用手一搓起很多泡沫，看上去很好玩。王老师边洗边看，只到墨痕看不见了才算罢休。洗完之后，把裤子晾在绳子上，只见她脸上挂满了汗珠，微笑着对我说，“这下好了，不用担心回家挨打了”。我听了她的话，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再一次感受到只有慈母才能给予的关爱。

刘那小学是一所初小，学生只能上到四年级，五、六年级，要到聂堆高小上。在刘那小学这四年里，王老师一直教我们的语文，我们都喜欢听她讲课，她讲的又生动，又明白，使我们获得了很多知识。我记得第一课就是一个“人”字，当时王老师讲“人”是由左边一撇，右边一捺组成的，像两个小棍儿支在一起，少一道也不行，人就站不住了。写“人”字一定要写得又正又平，不能歪歪扭扭的。她有时也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不记得讲过什么大道理，只记得要我们长大后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现在想来，是她用一言一行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自我到聂堆上高小之后，和王老师见面就少多了，但她对我的关爱和鼓励，却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1972年春天被分配到周口工作，有段时间在周口地区知青办公室上班，当时我家住在地委后院平房。有一天中午下班，我路过地委门口传达室，见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同志正在问郭运敏家在哪里住，我上前一看，王老师年轻时那端庄秀美，慈祥和谒的形象迅速在我眼前闪现，“你是王老师吧”。王老师说，“总算找到你啦。”我接过王老师的提包，连忙说赶快回家吧。到了家里老师从提包里拿出花生，还有给我儿子做的虎头鞋和围嘴。因为我经常在家里讲王老师有恩于我的故事，我爱人见到她也像见到亲人，一连做了好几个菜，总想表达一下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我们边吃边讲过去的往事，当我问起她几个孩子的情况时，王老师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才说这次来找你就是为孩子的事。她说，文革当中，由于家庭成份不好，没少受折腾，她本来已经调到其他镇里教高小了，因为当时的有关政策，全家又被迫回到刘那村，在搬迁过程中，三儿子小毛有关知青下乡的手续不小心丢失了。现在不但安置费、口粮什么都没有，还成了黑人黑户，一年四季住在村头看场的草房里，当兵、招工都没有份，结婚成家更是问题，能找的人都找了，都说没有办法，万般无奈，才想着来找你。听完王老师的述说，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又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安慰她说“你放心吧，我们想办法帮您解决”。我当即给西华县知青办高主任写了一封信，请她帮助调查处理，后来这件事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王老师经常对人讲，这一次我的学生真是帮大忙啦。有一回，我们全家去看望她，谈起这件事她十分高兴，告诉我说，你三兄弟落实了知青政策，当了工人，也成了家了，还表示对我感谢。我说，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比起您对我的恩情，简直不值一提。

有一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想再去看望王老师，我的堂兄告诉我说，“王老师已经不在了，去年就不在了”。听完堂兄的话，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遗憾，我没有再见我的恩师一面，也没有为我的恩师临终送行，我唯一能做到是永远刻骨铭心地记住老师的恩情。

编辑：微视河南融媒中心 杨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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